五七之后

谁都知道,对中国来说1957年是不寻常的一年。至于“五七之后”如何了,则未必有多少人细想过。或许,这恰恰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不能忽略的问题。不将1957年与“五七之后”联系起来,就不能全面评价57年所发生的那些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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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阳谋之年

最需历史记住的1957年,开局其实很不错。那年春天,人们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,早春的暖阳驱走了寒冬的阴霾。

观察世界的人知道,暖流来自北方——就是那个多时以来只送来寒流的地方。天空风云变幻,人间冷暖自知。北方的暖风其源盖出于一人,此人后来因与中国领袖政见不同而结下宿怨,此后一直是被咀咒的对象。不过,在那一年的早春时节,主控的潮流还是来自北方。

此时坚冰渐融,大地回春。纵然“百花齐放”尚待时日,但“一花知春”,敏感的知识界已感受到春光来临了。那时的费孝通尚不到老成持重之年,不失坦然开朗的作风,欣然命笔,写下了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》一文,在学界传递着暖春的信息。

这年春天,领袖也特别春风得意,笑口常开,仿佛回归到与黄炎培作“窑洞对”的开明姿态。他踌躇满志,从容部署了这一年的“整风”,宣布整风的宗旨是“反对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”。似乎少有人猜度:这是延安整风的重演吗?

延安整风已过去15年,参加过那次整风且保持记忆的人,肯定不多。不过,大多数人,尤其是知识分子,对于政治运动不能不心存戒备。对于刚刚启动的整风运动,心存观望者多,贸然试水者少。这种场面大大出于领袖的预期。于是,一场声势浩大的动员,在全国各地层层展开;有没有“帮党整风”的热情,被提到了有没有政治觉悟的高度。至此,哪还能坐得住?就是再谨言慎行的人,也不能不开尊口。说什么?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,帮党整风嘛!反复动员人们提意见,这种破格的开明,自古迄今何曾见过?

于是,最难启动的口都被撬开了,那时将这唤做鸣放。章伯钧、罗隆基当时都是部长,早已不是轻启双唇的饶舌之徒,但还是经不起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反复敦请,终于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;他们当然不会想到,正是这次发言让他们坠入万劫不复之境!也有人无须动员就会提意见。

后来官至总理的朱镕基,当时还年轻气盛,岂肯在有话要说时缄默不言?闸门既然打开,言论的洪流就愈来愈汹涌,渐渐超出了发起者的预期与控制。北京大学那些少不更事的学生,则为当局拨转风向提供了最佳口实。

这一年,北京城头风云变幻,许多事情如雾里看花。但6月17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,是不会被看走眼的:那一天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社论《这是为什么》,今天人们知道此文正是领袖的手笔。

那些刚刚感受到“一花知春”的人,现在终于“一文知冬”了。往后的事情已进入历史,今天已经普世皆知。简单说来就是:那些被千呼万唤请出来“帮党整风”的人,很大一部分被踢出了体面人士的队伍,沦为真正的贱民;而给他们戴上的罪名,则是“借整风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”。这个经常以“五千年文明”傲视天下的民族,就这样制造了一个亘古未闻的涉及55万人的政治冤案。

如果领袖的初衷确实是诚心呼吁各界人士直抒胸臆、帮党整风,只是遵旨鸣放者,言辞却未必悦耳,于是施以雷霆万钧的惩罚,直至剥夺政治生命,那么,其暴虐程度实在突破了文明底线。如果不是这样,就只能怀疑,那个导人入彀的初心,或许与所宣布的恰好相反。

难道受难者是某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牺牲品?领袖本人实际上认可后一结论,只是不承认它是阴谋,而是阳谋,也就是“勿谓言之不预也”。在这一点上,领袖是高明的:否定阳谋,就不免有反复小人之嫌,而且运动之初竟没有预见到后来局势的发展,尤其显得不智。

一个“阳谋之年”,就这样载入了历史。

恐怖何在?

领袖一生发动政治运动无数(有人统计出,自1949年至1976年共55场运动),他最得意者应当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。当然文革更宏大,但领袖自己也承认文革未收全功;而反右则是真正的完胜。领袖本人没来得及看到文革是否能结出他期望中的果实。至于反右,其果实乃领袖亲眼所见,且其后整整二十年的施政,都高度拜反右之赐。反右一役而足二十年之用,实在功莫大焉。

反右之所以居功至伟,全赖于一项独创发明:右派帽子。

中国人是一个颇重视帽子的民族。皇冠、儒冠、道冠、乌纱帽等等都极讲究。从有形的帽子过渡到无形的帽子,只需要一点点联想力。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,给人戴个帽子,无非就是给贴一个标签,让人一望而知该人属何许人。帽子可褒可贬,似乎主要用于贬义。

外人未必不用帽子,俄国人就擅长此道,仅仅给布哈林戴的帽子就有:右倾分子、富农路线者、机会主义者、反党分子……。中国人的真正独创在于:以政权的名义,对政治受难者安上某种标准化的帽子,将戴帽人的身份固化,实际上使之成为政治贱民,剥夺其各种合法权利,让其彻底孤立于常人社会。这种贱民身份并无任何法律依据,却具有法定的性质,几乎无望改变,甚至传于后人。政治贱民无论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上,都处于高度无助的境地,几乎沦为非人状态。在中小学生中广泛教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:右派右派,像个妖怪……。还有谁敢接触这些成了“妖怪”的人呢?

领袖十分欣赏自己的这项发明,尤其认为它是一项仁慈之举。他常说,我们处理右派是大部不抓,一个不杀,不像苏联那样轻易将反革命杀掉。确实,大部分右派的处理根本就没有进入刑事程序,似乎没有被当成罪犯;但实际上他们具有罪犯身份,受到“群众专政”的严厉管制,等于在服无期徒刑,只是可能在“监外执行”罢了。就凭一顶无形的“帽子”惩处政治贱民,无刑罚之名,却有刑罚之实;既有仁慈之名,又让戴帽者恐惧至极而无不降服,岂不妙极!

这种杰作,只有深谙中国式智慧的人才能想得出来。

反右运动使55万以上的人沦为政治贱民。他们中的大多数,随后就失去了职务或头衔,失去了体面的职业,多半还要失去配偶,甚至失去了在城市居住的权利,被遣送到偏僻乡村或劳改营,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熬过不久来到的大饥荒,其中就有傅作义的胞弟傅作恭,他在美国完成学业,被傅作义动员回来效劳于祖国,哪曾想得埋骨于劳改营“夹边沟”的黄沙中。

少数属于知识界上层人物的右派,例如费孝通、钱伟长等,免去了去劳改营的厄运,或许还保留原来职业。对这些人,正如领袖多次亲自说过的,是剥光其政治资本,使之不再有成为某种潜在反对势力的任何本钱。这实在是天下最高明的政治谋略!此外,所有右派的家属子女,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,在升学、就业、晋级、婚姻等等事项上,从此与好运无缘。

这是一种不叫惩罚的惩罚,它恐怖到什么程度,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充分的体会。即使历代囚徒的厄运,大概也不过如此。其结果就是:神州大地上,不再有人敢于“以身试帽”了。而换来这顶帽子的,不过是善意的进言而已。因此,就不再有人敢于进言了——这当然正是反右的终极目的。彻底消除杂音,求静得静,岂不快哉!让人闭嘴,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中国人从来都有“言招罪”的警戒,有谨言慎行的传统。大多数右派当初本来就不想说什么,如果不是反复动员的诱使,他们何至因言惹祸,遭此大劫?右派们在一生谢幕之际,最想留给后代的遗训想必是:愿子子孙孙莫谈国事!

催生大跃进

1957年之后,领袖就不再听到逆耳之言了,倒也六根清净,快意于心。但人之有一张嘴,不可能永远不说话;不能说逆耳之言,就不免要说顺耳之言,不少人则更愿意说悦耳之言。想听悦耳之言,大概是人类的本性,古今中外无别。于是,悦耳之言就多起来,歌功颂德之声,不绝于耳。而这正是领袖所期待的。

于是,反右有两个突出后果:忠言消失,颂声鹊起

这两种后果,又进一步带来影响更深远的长期后果。这些后果的后续影响,就在次年显示出来,所导致的局面震惊了全世界,让所有人触目惊心。

历史进入1958年。即使60年之后的今天,人们仍然对那一年迷惑不解,不能解释一个智慧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集体陷入癫狂,将自己拖入空前灾难!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、惨绝人寰的自残行为。

这一次震惊世界的集体自残,有一个动听的名称,唤作大跃进。

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愿提到大跃进,但这并不意味着,大跃进的画面已从人类记忆中消失。何谓大跃进?简单说来就是:人们在好大喜功的领导人的驱使下,要么出于邀功的考虑而主动投入,要么纯粹是盲目跟风,去干那些不该做、或不能做的荒唐事,完全不顾及由此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。

这种荒唐事简直不可胜数,略举数例:

● 在学校、机关甚至自家院内,违背任何工业常识,用最原始的方法自建土高炉,冶炼钢铁,并将其产品汇入国家统计数字。这样生产的钢达300万吨;但后来的专家检验表明,这些“钢”全是不可用的废品。因此,当年称“钢产量增加一倍”,纯属造假。

● 在“实验田”上定下亩产高达数万斤的目标,然后利用只有中国式智慧才想得出来的造假办法,达到这些高产目标。用当时的话来说,这叫做“放高产卫星”!最后一颗高产卫星出自广西环江县的水稻亩产13万斤,完全突破人类想象力的极限。正是这类“卫星”纷纷出笼之后,领袖开始认真考虑着手解决“粮食吃不完”的问题,而此时正是使饿殍遍地的大饥荒的前夜。

● 任何基于专业的地质调查断定某地无煤、无石油或无铁矿的言论,都被批为反动言论,遭到无情的批判,此后再无人敢提。如果某个狂热之人有足够的权力,就敢依一己之意指定一个地方,命令人们挖下去,即使“将地球挖穿”,也要将煤挖出来。这样,挖出了不少“人工天坑”,狂想中的矿物则一无所获。

事情荒唐到这种地步,尽出于愚昧吗?愚昧当然是一个因素,但并非主要因素。就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,朝野上下都有许多人,完全明白自己在干蠢事,只是皇帝想穿新衣,所有人都没奈何。恐怖使人们宁愿守在那个愚蠢之坑内,直至灾难来临。上面每天都在等待着好消息,下属们岂敢不报上好消息,谁愿意去坏了上峰的好梦呢?

大跃进的真实原因是高压恐怖与投其所好。而大跃进中的恐怖,其实正是随“右派帽子”而来的恐怖!

后患无穷

如果反右的后果仅仅是导致大跃进,纵然无比惨烈——代价是数千万人的生命——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。尽管某种縮小版的大跃进从未绝迹,但如1958年那种规模的大跃进,后来确实不再出现。或许是大跃进太过荒唐,再没有人敢于一试了。真正的问题是,大跃进远不是反右祸水的最后苦果。那股祸水的后续影响绵延至今,完全可以说是后患无穷。下面不妨仅举两例,以见一斑。

反右倾 1959年从庐山开始的反右倾运动,完全可以说是另一场反右,其受害者同样是因为“进言惹祸”。以彭德怀为首的受难者,达数千万人之多。“右倾分子”与“右派”或许有别,处理形式也略有不同,但都属政治贱民却没什么两样,因此同样以恐怖开路。正是从庐山开始的恐怖,完全封杀了对大跃进的最轻微非议。没有这种彻底的噤声,何至于酿成断送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惨祸!

文革 文革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动乱,并不能简单地比拟于反右。但在基本精神上,文革依然是反右的延续。如同反右一样,文革的主要目标无非是绝对地维护领袖一个人对于真理的首创权、裁定权与解释权,将那些或虚或实地非议这些权力的人,划为政治贱民。区别只在于,文革受难者更多,其中包括许多官员及几乎所有知识分子;其次,文革更倾向于运用野蛮原始的方法,让受难者受更多皮肉之苦。

在正式的意义上,文革结束于1976年。但后来不断出现一些类似的运动,其中许多做法似曾相识;实际上,它们依然保留了大量的文革元素;因此,归根到底它们都是反右的某种延续。

这样,“五七”就有一个超长的阴影,它笼罩了迄今的一切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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