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己于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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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法治等,已被列入钦定的24字核心价值观,关于它们是否为普世价值的争论,似乎已不再成为问题。事情本来就很蹊跷:大半个世界视为常识的东西,另一部分人却视为异端;人类对于更复杂的事情达成共识,岂不更无希望?

对于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,人们或支持或反对,却很少反躬自问:对于这些东西,我欲将其用之于己,还是用之于人?恰恰是这一“于己于人”的问题,具有最基本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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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东西

在当下,非难自由者有之,反对民主者有之,嘲笑平等者有之,忽视法治者有之。经过媒体连篇累牍的轰炸之后,如果还有人以为自由民主等是好东西,那岂非咄咄怪事?

然而,奇怪的事情恰恰是,视自由民主等为好东西者竟仍然大有人在!最好的证人莫过于来自反自由民主阵营的人物,下面正好有一些这方面的例子。

在中国的过去几十年中,赫鲁晓夫几乎是大坏蛋的代名词。在批评者看来,正是他这个最大的修正主义者,最先将自由民主一类的西方病毒引进社会主义阵营。

不过,公道地说,直至1964年下台之前,赫鲁晓夫还是坚守着自己的防线,使其治下的人民免受自由民主等的干扰,那时他将这些西方污秽一概视为坏东西!只是在被迫下台之后,赫鲁晓夫才有足够的机会体验到,做一个不受自由民主污染的苏联公民是什么滋味。此时他似乎终于醒悟到:原来千方百计阻扰人民沾染的自由民主等,还真是好东西!

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,赫鲁晓夫不再享有信息的“特供”,只能每天捧着收音机偷听美国之音与BBC,似乎忘记了,正是他曾经下令干扰这些外台。此时,他当然不会再说新闻自由是坏东西!他也与一般老百姓一样看起禁书来,《日瓦戈医生》就是他的至爱,读后喃喃自语着:“我们不该禁此书……”,好像不正是他下令禁掉这本书似的。

他自己的书现在也成了禁书:他写的回忆录,几经周折还是未获昔日同僚首肯出版,只能通过秘密渠道将手稿偷运出境,最终于1970年在美国出版。不消说,他不会再反对出版自由是好东西了。顺便说句:我们这里那位最著名的反自由化英雄邓力群,最后也是在境外实现了他自己的出版自由!只是不得而知,在他晚年的心中,出版自由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?

另一个证人是前国家主席之子刘源。他想必不致否认,其父辈并不特别关切普通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。但经历了文革浩劫九死一生的刘源,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,自由民主是不可或缺的好东西!让我们听听,刘源在1980年竞选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演讲中说了些什么:

从十几岁起,我就在鞭子下劳改。……我紧紧地咬着牙,不使自己变疯。为什么?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。……今天,回顾以往的苦难,我绝不允许别人,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!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。为了避免灾难重演,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,实现民主,不管有多难,路有多长,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。……中国要民主,一定要实现民主!我们每个人必须为民主而努力,我更责无旁贷。我愿意打这个冲锋,向封建残余和一切恶弊宣战,与特权决裂。

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刘源的真诚,应当无可置疑。至于今天的上将刘源,将如何为中国的民主而战,则不得而知。

坏东西

自由民主等进入核心价值观这一事实,并不足以立即改变在此问题上的长期偏见。媒体和理论界公开称颂自由民主等,依然是极为罕见的事情。被誉为智囊人物但颇为另类的俞可平,曾经直呼“民主是好东西”,现在似乎成了绝响。至于说自由民主等是坏东西,那是几代人自童稚年代起的持久记忆。

一个心智正常的人,在不受压抑的场合或许会愕然发问:自由民主等怎么会是坏东西呢?既然有许多人坚定地认作坏东西,想必有一些难以辩驳的理由。现在就来听听一些著名人物的证言。

胡乔木被公认为是文革后最权威的官方理论家。1983年,针对胡绩伟、王若水等人涉及自由民主的言论,胡乔木批判道:“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,这样一个问题所包含的错误思想,必然同时包含着对于民主的一种片面的错误的了解……很容易煽起一种盲目的不满情绪……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……片面的民主宣传,使得群众走到一条邪路上去。”

胡乔木并没有直接说,自由民主就是坏东西!这或许是其本意还不至于如此刻毒,或许是他缺少将话说到底的气魄。我们的总设计师就没有这种顾忌,他从来就不喜欢这些西方的东西。他在1987年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们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,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。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,说他们有三个政府…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……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。要搬那一套,非乱不可。”可见,邓之所以认为民主是坏东西,并非出于道义的理由,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的理由:民主用起来不方便。应该说,这是一种诚实的看法。当然,他不必担心有人敢反驳:如果民主的价值远胜其不便,又该如何呢?

大多数高官对于一般地评论自由民主等,并不感兴趣,他们更在意如何处置实际生活中的自由民主问题。老革命家王震的做法颇具典型性。王震素有强硬的名声,1950年代曾因疆督任上动作过猛而被解职。1986年,作为“反自由化运动”的反弹,高校学潮涌动,全国各地的校园滚动着“自由民主”的呼喊。胡耀邦力主通过沟通、对话实现冷处理。此时,王震感到正该他的强硬策略派上用场了,他大声喊道:“什么冷处理、热处理!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,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。”“你有三百万大学生,我有三百万解放军。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!”在王震看来,学生们所要的自由民主,不仅就是坏东西,简直坏透了;清扫的方法也很简单:砍掉学生的脑袋,自然天下太平。

真假悖论

首先引证最高领袖的两段话。

1944年:“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,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。”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,我们能跳出(人亡政息的)周期律。这条新路,就是民主。”

1958年:“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,是秦始皇,我们一概承认,合符实际。”

前后两番话语,意向恰好相反。互相反对的思想出现于同一个头脑,岂非悖论?已有太多的官方理论家,致力于弥合上述矛盾,雄辩地证明:涉及自由民主的以上两段不同论述,本质上完全一致!其实,领袖本人的解释才是最明白而中肯的:

“民主是一个方法,看用在谁身上,看干什么事情。”

说得更明白点就是:对于自由民主等是爱还是恨,是取还是舍,端赖这些东西取之于谁、用之于谁了。而这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:谈及自由民主等时,取舍之际,究竟是于己还是于人,是务必区分的。一旦作了这种区分,开初看来的那个悖论也就自然得以解决,“好东西”与“坏东西”的冲突亦将不复存在。

自由人格、民主参与、平等权利、法治秩序,这些现代价值,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本能地欢迎,绝不可能贸然弃绝。在这个意义上,自由民主等是天然合理的好东西,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。唯其如此,人类社会才有一个堪称乐观的美好前景。

天然的好东西,其所以仍被许多人看作坏东西,那是用之于人而有碍于己的缘故。例如,自由于我固然很好,但倘若给你以自由,而你在运用自由时并不仔细斟酌分际,那就很可能有碍于我,我就不再认为,用于你身上的那种自由也是好东西了。

可见,无论称自由民主等为好东西还是坏东西,都合符人性,所不同者不过是所处位置或观察角度不同而已。在统一于人性这种意义上,前面所说的悖论并不存在。

但这并不等于说,“乐于自享自由”与“忌于碍我的他人自由”真的没有矛盾,真的无损于社会和谐,不值得重视。实际上,一种人类价值在应用“于己”与“于人”两方面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,恰恰是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根源,是人类必须认真面对与妥善解决的紧迫课题。试想,出生入死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伟大自由战士,与将数十万难民驱向大海的冷酷独裁者,竟然是同一个姓卡斯特罗的古巴人,这种匪夷所思的荒诞,还能长存于现代世界吗?

己所不欲勿施于人

这样,我们就面临另一个关键问题:如何将“于己”与“于人”统一于一体?

读书不多、从无理论家声誉的彭大将军,在抗日年代曾以罕见的真诚,在他管辖下的华北游击区宣传自由民主的ABC,鼓吹人道、民权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在烽火连天的年代,这种难以想象的单纯与天真,立即受到领袖的训斥与制止。

今天,又有人想起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这一格言,不过并非为了推销自由民主,而是为了彰显国粹,因那一格言正是至圣先师的遗教。那么,如果将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用之于自由民主,又将如何呢?这无非意味着,我如果不欲不自由,就应勿使他人不自由;对于民主、平等、法治等等,亦应取同样的理解。倘若普天之下人人如此,自由民主等岂不立即广被四海,真正成了普世价值!天下当然不会有自己厌弃自由的统治者;而他又推己及人地将自由赋予其人民,这个世界就将不再有奴役。同样,不喜欢当傀儡的统治者,也会给其人民以民主,天下将不再有专制者。天下也将不再有凌驾于草民之上的权贵,不再有逍遥法外不受控制的权力……。这样的世界,岂不是人人向往的乐土!

且慢高兴!寄望于统治者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,以期达致普遍的自由民主,天下岂有如此好事?至少还未曾出现过成功的先例。自由民主理想的实现,乃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漫长的历史过程,既有赖于仁人志士的不懈奋斗,更有赖于众多社会因素的无意识作用,此中机理隐蔽而微妙,完全不是此处能深入讨论的问题。

尽管如此,强调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的作用,仍有其巨大意义在。

首先,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,毕竟是一个崇高的伦理原则,它纵然不能强制约束统治者,但仍然不失一定的道德震慑力,让那些肆意妄为的专制独裁者,至少在道义上处于被谴责的地位,至少剥夺他们自命“为民作主”的光环;他们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民间的拷问:你们每天都在教导人们“自由”是坏东西,干嘛让自己去享有它!你们愿意交换一下地位吗?

其次,强调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,特别彰显了自由民主权利的普遍性特质。从根本上说,让一部分人享有自由而让另一部分人失去自由,最终是行不通的。无论如何强势的统治者都应明白:剥去民众的自由,你们也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;取消民众的民主权利,你们也可能受害于专制的暴虐;否认法治保护民众的职能,你们也将没有安全。文革中已失去人身自由的国家主席,试图援用宪法为自己辩护,他可能忽略了:他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,曾想到过要实施最低限度的宪法治理吗?那些起劲鼓吹“五不搞”的官员们应当明白,真正能让你们获得安全的,恰恰是与民众共享的普遍人权;指望特权的保护,从来都是靠不住的。

最后,作为一种道德呼吁,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多少能唤起一些人的良知,推动——即使是缓慢地——文明的进步。而正是文明的进步,是渴望获得自由民主权利的人们最后希望之所在。即使是最冥顽不灵的统治者,对于自由民主潮流的抗拒,亦可能因持久教育的作用而软化;最有效的教育,并非权力的训练,而是来自社会良知的普遍且持久的呼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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