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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,某个枭雄功败垂成,下场凄惨,那么,他所能得到的最常见、最宽宥的评价大概是:这真是一个悲剧啊!似乎“悲剧”是一个最低廉的礼品,人们最乐意将其献给任何与之无深仇大恨的失败者。那么,真的任何失败者都够资格得到这份礼品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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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话悲剧

本文的话题似乎应当从一般地解释悲剧说起。

顾名思义,悲剧首先是指某种“悲情的戏剧”,然后才扩大到包括任何故事、事件、过程。当然,所有这些一定是关于人、围绕人、以人的故事为中心的;有时,可能就说“某个人的悲剧”,当然,这意味着他的故事是一个悲剧。

问题的核心在于:悲剧之“悲”体现在何处?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清苦,那么任何一个贫民都可作为悲剧的主角了。我相信不会有太多的人被这种悲剧所打动。

悲剧当然离不开悲剧人物。王实甫、曹雪芹、莎士比亚就塑造了很成功的悲剧人物。悲剧人物的主要特质是什么呢?他必需具有的元素如下:

他拥有并坚持某个理想,这个理想是人类普遍认同的,至少是人类的大多数对之赋予美好想象、从心里赞助对此理想的向往、追求与奋斗。

他的奋斗并不成功,实际上经历了巨大的、震撼性的失败。

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可克服的矛盾:理想本身的内在矛盾、个人追求的内在矛盾、个人与理想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等等。这些矛盾本身已经包含了失败的种子,而悲剧的展开则将种子培育成了真正的失败。

悲剧的核心还是理想;悲剧人物的失败,实际上就是他们理想的失败。不同类型的理想,决定了不同类型的悲剧。例如,爱情理想、创业理想、求学理想、家庭理想、肃贪理想、救世理想等等,可能导致相应的爱情悲剧、创业悲剧、学业悲剧、家庭悲剧、官场悲剧、社会悲剧等等。

人们对于悲剧的感受,可能呈现出巨大的差别:从震撼人心的巨大悲剧,到略具悲剧性的事件。不能完全排除感受者的个人鉴赏力、思想倾向这类主观性的东西,但更值得看重的,是悲剧本身的客观内涵。有种种因素赋予悲剧以显著价值。大体说来,悲剧所凭借的理想愈具普遍性,其失败教训愈富有启示,导致悲剧的那些矛盾愈深邃,悲剧的价值就愈大。例如,为什么自古迄今爱情悲剧都具有最大的影响力,以致被认为是“永恒的主题”呢?最主要的原因还是: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,是最具普遍性的人类理想,没有其他理想可与之相比。离开这一最基本的事实,去发掘其他似乎更高层次的理由,都是说不通的。

维新悲剧

于1898年前后上演的维新悲剧,至今还在人们心中回响。或许千年之后,人们在回首历史时,依然会为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一洒热泪。

维新的主导人物无疑是康梁、光绪;但真正典型的悲剧人物,应当是谭嗣同,他的个人悲剧最集中地体现了维新的悲剧。

维新的故事固然曲折动人,但牵动人心的,还是让人内心沸腾的维新理想,那是一个至今都环绕在人们心头、挥之不去的梦啊。那些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初次探出头来、眼观世界的人们,当他们发现古老中国能够在另一种秩序下焕发青春,能够与人类中的大多数共享自由、民权、宪政等文明成果,他们的震撼与向往,该会如何难以言表!能够说,维新理想仅仅是康梁、谭嗣同的理想,而不是所有先知先觉的中国人的理想、也是所有向往现代化的中国人的理想吗?

然而,维新却失败了。让谭嗣同等六君子抛弃头颅,或许还不是最大的悲剧;更可悲的是,“百日维新”中轰轰烈烈地登场的那些维新举措,都成了泡影,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还不止此,维新的失败对于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多重的悲剧。

首先,在世纪之交,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值危急存亡之秋,最先醒悟者所深深寄望的维新,或许是使古老中国实现更新、汇入世界大潮的最后一次机会,而维新的失败却让这一机会擦肩而过。

其次,维新发生于甲午战败后仅仅三年。数千年来,日本都是中华文明的模仿者。但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,日本成了西方文明的狂热追随者,迅速成长为远超中国的现代化强国。中国的维新党人就是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得到启发,志在通过维新实现富国强兵,尤其要雪甲午之耻。而维新的失败似乎证明: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却做不到,这使那些深怀民族主义情怀的国人不能不备感屈辱。

还有,维新理想中的核心目标“宪政”,不仅在晚清年间成了泡影,就是在其后一百年,都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幻影。光绪与慈禧都没有实现宪政就不说了;孙中山将宪政排在军政、训政之后,至少在他生前只能有一个“宪政之梦”;袁世凯更无意行宪政,他的目标是皇冠!蒋介石承诺了宪政,但兑现承诺的是其子,且已退到小岛上去了。此后,大陆就不再有“宪政”一说。而近年来则更猛批起宪政来了。人们不免会想,当初谭嗣同们抛头颅争宪政,究竟是何苦呢?

维新的最大悲剧,或许并不是它的失败,而是如后世的聪明人终于悟到的:中国根本就不要那种以宪政为目标的维新!

共和悲剧

在现代中国的所有外来词汇中,要挑出一个人们应当最熟悉、而事实上又最陌生的字眼来,我一定会选择共和!共和能不是人所共知的吗?那是从数千年君主制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,第一次意识到天下属于所有人的一个词。

不必去请问理论家,也不必去查阅经典,不妨说共和的要义就是基于和平协商的共同治理。恰恰是因为,这种共和理想远远没有成为现实,它才仍然具有巨大的诱惑力,才被小心地冷藏,以致变得陌生了。

共和,曾经是辛亥前后那一代人的理想;又何尝不是今天那些仍然怀有理想主义的人们的理想呢?如果像共和这样最基本的文明价值,都不能成为我们普遍持有的理想,对于现代化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。

然而不幸的是,共和并没有成功。

辛亥革命确实废掉了清王朝的龙旗,也搬走了皇帝的龙座,挂出了共和国——中华民国——的牌子,但它所建立的却不太像一个共和国:仍然是晚清年代就已经权势显赫的那些军事强人掌控着国家;更有甚者,北京舞台上军阀们频频换帅,兵连祸结,烽火连天,民不聊生。这样的共和国只能名誉扫地。

有志于改变世道的人们,又分别在1927年与1949年,对共和国进行了两次大幅度的改造;共和国的旗帜也更换了两次。今天,人们已生活在一个统一、强大的共和国中了。

那么,共和理想实现了吗?

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,影坛隆重推出了大片《走向共和》。孙中山无疑是其中的中心人物。别出心裁的导演,给孙中山准备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词,借以表达人们的共和理想。恰恰是这篇演说惹了麻烦:抬出共和的招牌也就够了,仔细申明共和的理念就成问题。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,对共和有共识吗?持一种看法者认为共和已大功告成;持另一种看法者可能认为共和并未成功,这样岂不造成混乱、无法收拾?

无论孙中山在辛亥时或电视上说过什么,他的共和理想中不可能不包含“主权在民”这一核心观念。不必讳言,恰恰是这一核心理想并未实现。既然如此,就不能说共和已经成功。孙中山的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,或许就是指“共和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。

共和的失败,当然不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失败,而是志在共和的整个一代人的失败,也是指望通过共和实现复兴的中华民族的失败。这该是多大的悲剧!其悲剧性因共和在表面上的成功而加倍地扩大;更因今天刻意淡化共和理想、冷藏共和原意而十倍地加剧!为创建共和而抛洒鲜血的那些先烈:林觉民、秋瑾、徐锡麟、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、焦达峰等等,倘地下有知,该情何以堪!

共和悲剧固然不是孙中山一个人的悲剧,但在他身上体现出特别的悲哀。他是比所有人都更虔诚的理想主义者,甚至被一些中外人士称为幻想家。还在共和前景十分渺茫的时候,在更多的人将“打天下”置于第一位的时候,孙中山就沉浸在美妙幻想中,详细地制定着未来共和国的蓝图,详细到巨细无遗。

或许是孙中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,来不及仔细研究中国的传统与国民性,以致没有意识到,大多数人只能以自己的民族本能来理解共和、实践共和。如果洞悉了这一切,在展望未来时,孙中山还会那样信心满满吗?还会那样具体入微地设计出宪政的框架吗?

在一个千年古国发动共和革命,需要孙中山这样的幻想家;让共和革命最终步入歧途,也不能不缘于同一幻想家。

改革悲剧

改革开放这个词,在今日中国不是说得太少,而是说得太多了,以致不再有人去想: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。被称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,实际上以最明白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目标,那就是:

面向现代化,面向世界,面向未来!

今天的人,对于这些已不再有什么感觉,因为他们似乎觉得已经拥有的这些,也不过如此啊。他们没法想象,在那个穷得响当当的年代,在那个一心想去解放别人的自我孤立年代,现代化、世界、未来对于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人带来了多大的激动!

改革开放的理想就是现代化。“现代化”这三个字固然概括而又时髦,但实际上,它远不足以完全表现出人们的急切期盼。人们在一个顽固落后的封闭社会中已苦苦煎熬得太久,他们虽然对外界所知甚少,但明白自己状况之悲惨,明白距离文明之遥远。他们不只是指望好日子,也指望如同文明世界中的大多数人一样,享受到人的尊严与权利。

在那时,人们还不是奢望什么政治权利,只是可怜巴巴地盼望看普普通通的书籍、电影、戏剧等等的权利。只有了解文革幸存者在物质、精神上匮乏到什么程度,才能理解对现代化理想的认同普遍到什么程度。至于对现代化的麻木,那是后来的事。

现代化理想不专属邓小平,甚至主要不属于邓小平,而是属于所有人,尤其属于那些长期被边缘化、几乎一无所有的人。

改革开放失败了吗?不!它成功了,而且是辉煌的成功,远远超出当初预想的成功!要展示这种成功,既不需要文字也不需要数字。成功就写在大地上,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内。成功就是高楼大厦、高速公路、地铁、私车的长龙、银行存款者的长队、去海外旅游者的行色匆匆……,成功就是锦绣繁华!

改革开放真正成功了吗?不!它失败了,而且是触目惊心的失败,是完全不能告慰改革先行者在天之灵的失败!要展示失败,也不需要文字与数字,失败就在人们的眼中与心中。甚至不必去边远乡村看贫困户,也不必去看没有课桌的乡村小学生;这些固然惨烈,但并非最难改变。但我们当初向往的如同所有文明人类一样的平等权利呢?我们看得比鱼肉饭更重要的人的尊严呢?选择思考、阅读、信仰的自由呢?这些不全都是现代化理想的应有内容吗?

如果说,这些东西在40年前还很抽象朦胧,但在今天那些走遍了欧美城乡的出国旅游者眼中,已经如此具体、鲜活,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就不该有吗?他们真的全都认为,我们就是世界的另类,就该敬畏长官,就该让肩膀上那个脑袋闲着不管闲事吗?难道我们当初理想中的现代化就是这样吗?就该这样“面向世界”吗?

我们没法回避这一不幸的现实:改革失败了!

这当然是一悲剧。它或许首先是邓小平的悲剧,但更是最寄望于改革的那些民众的悲剧,同时也是真诚地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人士的悲剧。这个悲剧因其失望的人数量太大,而显得特别沉重;因它发生在某种巨大成功之上,而显得特别荒谬;因当初最支持改革的那批人士今天大多失望且消沉,而显得特别悲哀。

失败的原因多多,最主要者应该是改革设计者与主持者、尤其是邓小平本人的矛盾:他要将身子带到21世纪,却宁愿将头脑留在20世纪;他并不愿意像大多数现代人那样思考、设想与规划未来。这样一来,他不能不成为当代最具悲剧性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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